常态与新常态下中美关系的弹性与韧性

王伟男

内容摘要：中美关系中的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分别导致中美关系的弹性和韧性。中美建交以来，消极因素总体上呈现增多增强趋势，积极因素增长乏力。2010年后，中美关系进入新常态，消极因素增长加速，积极因素趋向停滞，导致中美关系弹性有余、韧性不足。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仍然处于新常态，中美关系的弹性将继续增强，韧性将继续趋弱，中美关系前景不容乐观。但美国国内政治架构和国际政治架构将对中美关系的可能振幅产生一定制约。

关键词：中美关系，新常态，弹性，韧性，特朗普时代

作者简介：王伟男，上海交通大学日博网址副教授、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台湾问题、中美关系和国际战略。

本文系作者参与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海洋政治问题研究”（项目号：17AZD014）的阶段性成果，原文刊于《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5期，第67-73页。为排版方便，已略去原文中的注释。

一、中美关系的新常态与常态

“新常态”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官方话语体系中，始于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当年11月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首次系统阐述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概念。可以看出，“新常态”概念在提出之初仅限于对中国经济发展态势的判断。此后，中国学界和媒体很快就把这个概念借用到其他专业领域，中美关系也在其中，但在具体含义上已有较大嬗变。

从既有学术文献来看，吴心伯最早把“新常态”概念正式引入到中美关系研究领域。他在2015年5月撰文指出，中美关系总体呈现出“摩擦加剧，合作加强，中国对双边关系的引领作用增大”的特点，这些特点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于中美互动中，构成了中美关系的新常态。王建伟认为，中美关系新常态至少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两国在全球范围内依然合作大于竞争，但在地区层面则是竞争大于合作；二是在两国关系中的一些传统安全问题上，虽然矛盾犹存，且不排除在特定条件下再次激化的可能，但总体上仍处于可控状态；三是总体中美关系和具体中美关系之间的相对独立性在加强，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可以针锋相对，但都注意不让具体问题影响到中美关系大局。王辑思认为，近年来的中美关系虽然逐渐走向成熟，但仍呈现出较大的脆弱性和战略误判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双方在经贸、人文、全球治理等领域的合作加深，同两国在亚太地区安全领域的战略竞争性增强，形成鲜明对照；二是中美战略竞争加强这一趋势所得到的媒体报道和公众关注，远多于中美关系中积极正面的消息；三是在战略思维层面，美国对中国的威胁被夸大。他还认为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战略竞争性日益上升、社交媒体日趋发达，都促使上述反差更强烈。可以说，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合作与竞争同时增强、国内因素对两国外交影响更大的“新常态”。

遗憾的是，虽然上述学者对中美关系新常态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他们都没有对中美关系的常态是什么做出应有解释。所谓新常态当然是相对于常态而言的，没有常态就不会有新常态。那么，中美关系的常态有哪些主要内容？何时由常态进入了新常态？王建伟明确把2015年作为中美关系新常态的起点，吴心伯则把2014年作为起点，王辑思倾向于把中共十八大之后作为中美关系新常态的开端，也就是2012年底或2013年初。这显示出三位学者对中美关系新常态的时间起点并无共识。

虽然上述学者只是从2015年才开始深入探讨中美关系新常态这个概念，但其中归纳的诸项特征早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就已渐次呈现。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重创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中国因应对有力而免遭严重冲击，从而导致中美实力差距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缩小，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从或然层面向实然层面转化，从抽象理论向具体现实转化。另一方面，两国关系中的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在短时期内迅速发展，诸多全球性和区域性、多边性和双边性、高政治和低政治议题对两国关系的负面冲击和正面影响加速显现，且消极因素显然比积极因素更引人注目。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美围绕“后京都时代”气候责任如何分担的博弈，很大程度上冲淡了此前两国合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正面效应，成为中美关系由常态过渡到新常态的拐点。进入2010年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进入实质推进阶段，中美关系中的消极因素在短时间内集中爆发并相互激荡。因此，笔者倾向于把2010年作为中美关系新常态的时间起点。

新常态下的中美关系仍然是竞争与合作并存，但与常态不同的是，新常态下两国实力差距不再像之前那样悬殊，并且仍在持续缩小。恰恰是在201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构成中美关系新常态的物质基础，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自变量。在这种新常态下，两国关系中的矛盾点频繁爆发，短时间内多个矛盾点先后爆发或同时爆发，持续时间也有所延长。从分歧发展到竞争或恶化到危机甚至对抗的可能性增大，合作面对分歧面的牵制作用日益乏力。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曾撰文指出，中美两国需要适应“以竞争为主的双边关系”，努力建立管理和控制竞争的机制。当然，对于媒体来说，“坏消息才是好新闻”，中美关系中的一些积极因素不易引起舆论关注，而消极因素却极易被敏感地捕捉到，并被详加评论和渲染。但毋庸讳言的是，两国关系中的分歧和竞争自2010年以来急剧上升、集中爆发也是不争的事实。中美关系中无论是消极因素还是积极因素，无论是分歧还是合作，其对亚太区域乃至世界整体的和平与发展都产生着比此前常态下更大的影响。这些都是中美关系新常态的主要表现形式。如果借用物理学上的概念来描述，我们可以说中美关系的弹性增大了，韧性却没有相应程度的增大。

二、中美关系的弹性与韧性

“弹性”（elasticity）和“韧性”（tenacity）原本都是物理学概念，却被广泛借用到非物理学乃至日常生活领域。《现代汉语词典》对“弹性”的解释是：⑴物体受外力作用变形后，除去作用力时能恢复原来形状的性质；⑵比喻事物依实际需要可加以调整、变通的性质。这个概念强调的是物体受力后的可变性与可恢复性。该词典对“韧性”的解释是：⑴物体受外力作用时，产生变形而不易折断的性质；⑵指顽强持久的精神。这个概念强调是的物体对外力作用的阻抗性或校正力。

本文把上述两个概念借用到中美关系领域，并做出微小的修正。笔者把中美关系的“弹性”描述为中美关系受到消极因素影响后容易发生负向变化的特性；把“韧性”描述为中美关系因积极因素的存在而对负向变化的阻抗力、特别是校正回到变化前状态的能力。如果中美关系因受消极因素影响而恶化后无法得到改善，我们就可以说中美关系虽有弹性，但已失去韧性。如果中美关系受到消极因素影响却没有发生明显的负向变化，我们就可以说中美关系具有足够的韧性。中美关系具有弹性并非全然坏事，它是中美关系具有活力的一种体现，有利于中美双方在差异和分歧中相互认知、相互理解，把握对方在相关议题上的原则立场或底线。中美关系具有弹性，正如一个正常的生物体对外部刺激都会做出某种反应所表现出的应激性那样。但弹性过大也非好事，这可能意味着发生振荡的频率提高，也可能意味着振荡的幅度过大，恢复到原状的成本就很高，对韧性的要求也会更大。而韧性是中美关系受到消极因素冲击、出现紧张或动荡后仍能恢复到相对稳定状态的基本保障，是对振荡幅度的内在约束。当韧性不足以抵消弹性时，中美关系就有失控的危险。

这里也有必要对中美关系中的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的概念进行一些讨论。简单来说，有利于中美关系向和平、合作方向发展的因素，就是积极因素；反之则是消极因素。但中美关系乃至所有国与国关系的现实情况都非常复杂，几乎没有任何单一因素只有有利一面或不利一面，而是两面兼具，只是其中一面在特定情况下占主导或显性而已。例如，中美经贸关系被誉为中美双边关系的“压舱石”，毫无疑问应该是积极因素。但从事实来看，从早期的纺织品贸易、最惠国待遇，到当前的贸易失衡、市场准入，以及长期存在的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都让中美经贸关系同时带有明显的消极色彩，成为两国关系摩擦频起的缘由。事实上，影响中美关系的诸多因素大都兼具消极面和积极面，只是在某一时期或特定情况下以其中一面为主或呈显性，到另一时期或另外情形下又以另一面为主或呈显性。对于那些消极面和积极面都很明显或都不明显的因素，笔者暂称之为“双面因素”。双面因素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积极因素或消极因素，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在特定情况下也可以相互转化。

本文把1979年建交后到2017年特朗普就任前的中美关系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和第二阶段以1989年6月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为界，第二和第三阶段以2001年的“9·11”事件为界，第三和第四阶段以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为界，并以2010年作为第四阶段的起点。其中，前三个阶段就是本文界定的中美关系“常态”阶段，第四阶段就是所谓的“新常态”阶段。从下文分析中可以发现，在中美建交后双边关系发展的第一阶段，韧性远大于弹性，中美关系甚至被称为“准同盟”关系。在第二阶段，双边摩擦、甚至冲突明显增多，弹性急剧增加，韧性虽然也有增加，但在约束弹性方面力有未逮。在第三阶段，由于美国以全球反恐为战略重心，同时两国也都致力于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所以这个时期中美关系更多地展现出韧性。在第四阶段，中美关系中的摩擦点迅速增多，弹性再次急剧增加；韧性增加陷入停滞，难以对弹性构成有效制约，整体双边关系趋向不稳定，其对亚太区域乃至全球格局的影响越来越大。2017年初特朗普的上台，并未改变中美关系进入新常态后的发展态势；相反，他上任前后中美关系的动荡起伏，恰恰验证了中美关系新常态的诸项特征。而且，由于特朗普团队的非典型特质，中美关系的弹性继续增大，韧性却明显减弱。这就意味着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很可能迎来频率更高、振幅更大的动荡。

三、常态下中美关系的弹性与韧性

中美关系自1979年建交以来，虽然曾在不同时期被多次冠以“最好时期”，但真正的最好时期出现在第一阶段，更准确地说就是从1983年2月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访华后到1989年6月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前。在这期间，里根总统批准将中国从出口管制条例中的P类国家改为与美国盟国相同待遇的V类；两国先后签订军事技术合作协议、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议、卫星技术和发射备忘录。事实上，两国早在1980年秋季就根据前一年达成的协议，在新疆建立了两个监视苏联核试验的监测站。这已经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战略合作。正因如此，20世纪80年代的中美关系常被学界形容为“准同盟”关系。中美关系的这种状态可谓空前绝后，因为此后再也没能恢复到这个状态。如果用弹性和韧性的概念来描述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它更多地表现出强劲的、具有压倒性优势的韧性。但这种韧性的来源比较单一，即中美合作应对苏联威胁。与此同时，随着中美在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的展开，更多的共同利益得到培育，为后来中美关系在苏联解体后持续发展预设了“底限”。不过，即使在“准同盟”状态下，两国在台湾问题、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分歧依然存在，只是被合作抗苏的战略需求强势压制而已。总体来看，积极因素带来的韧性强势压制着消极因素导致的弹性，友好相处与战略合作是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突出特点。

1989年6月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中美关系进入第二阶段。意识形态分歧对中美关系的冲击骤然增大，中美关系弹性急剧上升。紧接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作为中美关系韧性最大来源的苏联威胁突然消失，也就意味着两国关系的弹性骤然失去有效约束。此后，美国联合多个西方国家制裁中国，对台出售F-16先进战机，“银河号”事件、李登辉访美、台海危机、炸馆事件、撞机事件、小布什扬言协防台湾等，都显示出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可谓多事之秋。即使在拥有明显共同利益的经贸领域，因纺织品贸易、最惠国待遇、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入世条件等议题，也多次导致双边关系紧张。但在同一时期，中美关系的韧性也有了更多来源，对历次摩擦和危机的最终化解起到关键作用。双边经贸规模在争吵与摩擦中越来越大，主要得益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美国把防扩散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利益诉求，朝鲜和伊朗两个核问题在此阶段相继发酵，都成为中美合作新的增长点，也有助于韧性的增长。两国在1997年10月宣布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成为这一时期中美关系韧性增强的标志。遗憾的是，这个状况只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就被炸馆事件所中断。此后，中美就中国入世达成协议，成为中国入世的最关键一步，显示出经贸议题对中美关系的积极推动作用。但总体来看，这一时期韧性的增长不足以抵消弹性的增长，导致中美关系在艰难曲折中前行，有时还险象环生。

2001年“9·11”事件扭转了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的势头，双边关系进入第三阶段。美国中止了刚刚启动的战略重心东移进程，转而把在全球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作为首要战略任务，反恐合作很快成为中美关系韧性的重要来源。从那时起到2009年底，合作再次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旋律，2007年起美国学术界甚至出现“两国集团”和“中美国”的讨论。中美经贸规模在这一阶段持续增大，开始被称为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其根本背景是两国都积极参与的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实事上成为这一时期中美关系韧性的另一重要来源。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中美合作提供了新的韧性来源。防扩散、朝核问题、伊核问题在这一阶段继续发酵，包括全球气候和环境问题、流行疾病、粮食危机等议题在内的全球治理，美国反恐战争过后的阿富汗和中东局势等，都成为中美关系韧性新的增长点。两国间的人文交流规模也逐渐扩大，由此产生的利益和情感因素同样成为增进双边关系韧性、维护大局稳定的重要纽带。即使在传统的消极因素台湾问题上，也在事实上形成合作遏制“台独”的局面。两国在意识形态、西藏、香港等问题上的分歧也被有效管控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正是在此阶段，在两国学界和政界都多次出现“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的说法，反映出这一时期中美关系以积极因素为主导、韧性大于弹性的基本态势。但中国综合实力在此阶段快速增长，导致中美实力差距大幅缩小，引起美国精英阶层和部分民众的焦虑，为下一阶段中美新的互动模式埋下了伏笔。

四、新常态下中美关系的弹性与韧性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整个西方世界都先后受到严重冲击，并在欧洲酿成债务危机。而中国经济逆势上扬，中美经济总量差距迅速缩小。中国的军事实力经过十余年的大力投入和建设，也有了长足进步，2008年及其后有多项先进装备和技术亮相。此外，通过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大幅提高。在此背景下，中美综合实力差距大幅缩小，构成中美关系新常态的物质基础。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结构性矛盾成为中美关系新的背景要素，并激发其他诸多矛盾点先后或同时爆发，使得中美关系的弹性骤然增大。

奥巴马在2009年上任之初，中美关系不同寻常地出现“高开”态势。双方在应对金融危机、全球反恐、气候变化、朝鲜和伊朗两个核问题等方面仍然存在合作需求。但在同一时期，中国在东海、南海的维权行动，在东南亚、非洲和拉美地区的经济活动，甚至包括在欧洲和北美的一些投资行为，都受到美方越来越多的质疑，两国间原先被掩盖的一些矛盾也逐步显现。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与其他几个发展中大国绕开美国等发达国家采取共同立场的行为，让美国感受到自己的领导地位受到挑战。此后，美国不仅在对台军售、西藏、人权等问题上向中国发难，还大力推进此前提出的“重返亚太”战略，使得中美战略博弈在西太平洋地区形成“短兵相接”之势。美国在南海议题上以“维护国际海洋法”、行使“航行自由权”为名，直接挑战中方立场，使南海持续成为中美博弈的最前沿。美方多次声称钓鱼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适用范围，并对中国的反恐行动采取双重标准，这些都导致中美关系的弹性来源增多、强度增大。虽然全球经济治理、反恐、气候变化等议题确实持续为中美关系提供着韧性，但并不足构成对上述弹性的有效制约。

归纳来看，这个时期中美关系的弹性突然增大，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直接原因。一是既有的消极因素从先前的隐性状态，转变为显性和爆发状态。2010年后，中美两国学术界讨论最多的议题就是“战略互疑”，以及与之相关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美方对中国崛起可能冲击其全球霸权地位的担忧，集中体现在奥巴马总统于2010年初公开表达的美国不做“老二”的宣示。冷战后的中美战略互疑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中方担心美国通过和平演变等途径颠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美方担心中国崛起后与美国竞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甚至取代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美国正在对中国构成着安全上的威胁，而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似乎也相信，中国正在试图挑战美国的霸权。一种焦虑的情绪正在双方社会里蔓延”。其他如南海、东海、香港、网络安全等议题，都是在2010年之前就已存在、2010年后迅速升温的消极因素。二是积极因素中的消极面和双面因素中的消极面在2010年后开始活跃，把本应以合作为主的议题也渲染成以竞争为主的议题。例如，在气候变化议题上，中美作为排名前两位的排放大国，面对各方压力时本应以合作为主，但在涉及具体责任分配时双方立场难以协调，并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直追美国的情况下，成为中美矛盾的一个重要来源。双边经贸关系也是如此，在中美贸易成为双边关系“压舱石”的背景下，市场准入、投资限制、货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等子议题却成为争论的焦点，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压舱石”的作用。而前文提到的中国反恐行动，本应成为美国反恐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却由于美方的双重标准而成为双方争吵的一个缘由。

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韧性虽然也有增加，但不足以弥补因弹性增加而造成的韧性赤字。两国贸易和相互投资额虽有显著增长，特别是中国对美投资异军突起，但美方对中资投资领域的限制，与美方对中方高技术出口的限制一样，屡次成为双方争执的缘由。虽然有人把两国在各自国内的减排和适应努力称之为“国家自主贡献”，并认为这也是一种新型国际合作，但它无法弥补两国在国家层面上对责任分担的争执所造成的互信缺失。在奥巴马执政的第二任期，美国经济逐渐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中美合作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韧性效应明显递减。相反，美国在亚太地区强势推行“战略再平衡”，成为中美战略互疑的集中体现。因此，这个阶段的中美关系一直处于紧绷与动荡状态。

五、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的弹性与韧性

唐纳德·特朗普在竞选和候任期间针对中美关系的一些言行，在中美两国和整个国际舆论界都掀起轩然大波。这些言行主要涉及台湾问题、双边经贸、朝核问题、气候变化等。在他正式上任后不久，中美关系出现了戏剧性变化，特别是2017年4月两国元首在美国实现非正式会晤，导致学界和舆论界的情绪出现大翻转，乐观气氛迅速迷漫。但进入5月份后，随着美国军舰再次到南海相关海域行使所谓的“航行自由权”，以及美方指责中方在解决朝核问题上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并威胁在经贸领域制裁中国，两国关系再次紧绷。当年11月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短暂地淡化了此前笼罩在两国关系的紧张气氛，但此后美方在经贸领域针对中国的一系列动作，再次使双边关系陷入似乎更加紧张也更加微妙的氛围。

那么，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是否仍然处于新常态？或者出现了什么新特征？从实力对比的视角来看，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缩小的进程仍在进行中，但在短期内中国的综合实力仍将不及美国。因此，新常态的物质基础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从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的视角看，两国关系中的积极因素没有明显增加，反而是某些消极因素和双面因素中的消极面可能继续被激化，如双边经贸和台湾问题；某些原本以积极面为主导的因素，在特朗普政府不同于前任的利益认知下，也逆转为以消极面为主导的因素，如朝鲜核问题和气候问题。也就是说，至少从特朗普上任以来的实践来看，中美关系中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的消长延续了此前的基本态势。这就意味着，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的弹性在总体上仍将增加，韧性仍无法有效约束弹性，甚至出现绝对减弱，中美关系很可能将在持续紧张与频繁动荡的轨道上运行。因此，笔者认为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仍处于新常态，而且是一种向纵深发展的新常态。中美关系除了持续紧张与频繁振荡外，振荡的幅度也可能加大，对亚太区域和全球局势的负面影响也将增加。

中美关系的新常态已经运行了相当长时间，双方在管控集中爆发的分歧和矛盾上已有一些惯例或默契，关键在于特朗普团队是否要打破这些惯例或默契。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多变、交易性强的个人特质，也会受到整个大环境的影响。美国的司法体制、政府体制、国会、自由传媒、反对党、公民社会等，都是制约特朗普个人特质的结构性因素。他上任以来在限制穆斯林移民、美俄关系等议题上难以如愿，充分显示出美国既有的政治架构对总统个人特质的约束作用。除了美国国内的政治架构，当代国际政治的基本架构也会对特朗普的冒险行为构成一定程度的制约。中国持续上升的综合国力、中国的核威慑能力和潜在战争能力等，加上既有的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当代国际制度和规则体系，与美国的国内架构一道，构成特朗普在中美关系上消极行为及其后果的可能边界，也是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韧性的主要来源。因此，如果中美在经贸、南海、朝鲜、台湾问题等议题上发生更激烈的博弈，我们不应感到意外，这是中美关系弹性持续增强的体现。但我们也不必预期这类危机事态会升级为中美之间的热战。虽然中美关系的韧性有所减弱，但毕竟仍然存在，它对中美关系可能的失控将会发挥最后防线的作用。

结论

中美关系同任何国与国关系一样，都存在着积极和消极因素，分别成为中美关系韧性与弹性的来源，并共同界定两国关系起伏动荡的变化区间。总体来看，自建交以来中美关系中就存在着消极因素及其负面效应逐渐增强、积极因素及其正面效应增长乏力、韧性越来越不足以约束弹性的大趋势。这也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注定要充满曲折，未来发展前景也不容乐观。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Harry Harding）坦率地指出，双方都要承认“中美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是一对日益充满竞争的关系”。因此，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或将被继续验证，“坏不到哪里去”可能要被适度修正。

未来对中美关系的弹性幅度真正能发挥制约作用的，将是美国国内的政治架构和国际政治架构，它们有助于制约任何特质的美国总统的个人冒险行为。中国要加强对美公共外交，尤其要大力推进中美地方合作。地方合作不仅能给两国经济带来好处，也能起到管控两国分歧的功能。而国际政治架构的首要因素，是中国继续全面发展自己，继续缩小中美综合实力差距，在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有能力应对中美之间和平或非和平的竞争，同时也要善用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当代国际制度和国际法律体系。基于政治文化和物质实力的政治架构及制度安排所带来的韧性是最可靠、最持久的制约因素，是真正的“压舱石”。当然，中美两国的战略精英也要意识到，国家实力的消长有其客观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天定命运”。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不是抵抗这种规律，而是要让这种规律在一个和平的环境里发挥作用。